他的身后，我看见一个狭小整洁的门厅，人们能想到的一对中产老年夫妇屋里该有的东西，这里一应俱全。报纸上引述过W.H.奥登一句不恰当的评论，称托尔金的房子“难看”。这是无稽之谈，它只是普通的郊区房子而已。
托尔金夫人出来了一会儿，和我打招呼。她比丈夫身形更小，是个整洁干净的老妇人，白发黑眉，束起的头发紧贴脑袋。寒暄几句后，教授走出前门，带我走进房屋一侧的“办公室”。
这其实是个车库，但早就不停车了。他解释说，“二战”开始后自己就没了车。退休后，他把这里修整得适合居住，搬来以前放在学院房间里的书籍和文件。书架上塞满各类词典、词源学和语文学著作，以及诸多语种版本的文本，主要是古英语、中古英语和古诺斯语，还有一些是《魔戒》的波兰语、荷兰语、丹麦语、瑞典语和日语译本。一幅他笔下“中洲世界”的地图钉在窗台旁。地上有个很旧的旅行箱，装满了书信，桌上放着墨水瓶、钢笔头和笔杆以及两台打字机。屋子里飘着图书和烟草的味道。
房间并不舒适，教授为在这儿接待我致歉，但他解释自己其实是在书房兼卧室里写作的，那里没地方招待别人。他说无论如何这只是临时安排，希望很快就能兑现对出版社的承诺，至少写完一部著作的主体内容。然后，他们夫妇就能搬到更舒适的住处，和趣味相投的人做伴，远离来访者和擅闯者。说到最后一句，他略显尴尬。
我跨过电暖炉，应他要求坐在一张温莎椅上。他从花呢外套的口袋里掏出烟斗，立马向我解释只能留给我一点时间。亮蓝色闹钟吵闹的嘀嗒声响彻房间，仿佛也在强调这点。他说读者来信指出《魔戒》某段有个明显的矛盾，必须赶紧将其厘清，因为修订版即将送印。托尔金巨细靡遗地讲着，谈起他的书仿佛并非一本小说，而是真实事件的编年史。他并不自视为一个必须纠正或解释小错误的作家，而是一个必须拨去古早文献迷雾的历史学家。
尴尬的是，他似乎认为我像他一样熟悉《魔戒》。我读过很多次，但他谈论的细节对我来说没多少意义。我开始担心他抛出一些尖锐的问题，暴露我的无知。——现在他真的问了个问题，还好是个反问，只要回答“是”就行了。
我因为担心有更多更难的问题而紧张，又由于不能听清他每句话而更加紧张。他嗓音有些古怪，低沉而不洪亮。说的全是英文，但有种我很难形容的特点，仿佛我在和另一个时代或文明的人对话。大部分时候他谈吐不清，字词急着从嘴里蹿出来。他着急强调重点，整个短句就被压缩或吃了进去。他经常抬手抚嘴，就更难令人听清他在说什么。他说话句式繁复、很少支吾，但突然来个大喘气，就肯定在等我回答。回答什么？真有问题我也理解不了。突然他重起话头（此前讲的还没完呢），最终画上个有力的休止符。其间，他叼着烟斗，紧咬牙关说话。话音落下，他划了根火柴。
我再次苦思冥想一个妙评，还没想好，托尔金又顺着话头扯远，聊起报纸上一个恼人的评论。现在我觉得能附和几句，说了些希望不算太笨的话。他饶有兴致又不失礼貌地听着，详尽作答，将我的评论升华一番（我的评论无足挂齿），让我觉得自己还算言之有物。然后他又另开话题，再次超出我的理解，我只能唯唯地应和着。我觉得，自己作为对话的参与者，可能仅仅被视为听众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